田国富离开后，沙瑞金没有立刻回到办公桌前，而是站在原地，望着那扇刚关上的门。
门板是深棕色的，木纹清晰，把手擦得锃亮。
他看了一会儿，才转过身，走到窗前。
窗外的梧桐树又落了几片叶子，在秋风中打着旋儿，飘到草坪上，又被风卷起来，不知吹向何处。
沙瑞金双手插在裤袋里，站得很直，目光却没有焦点——他在想赵瑞龙。
不是想“他怎么跑的”，而是想“他跑了之后，会怎样”。
赵瑞龙不跑，被抓捕。那是犯罪嫌疑人，可以以他为核心，深挖利益链条，查出谁在给他通风报信，谁在帮他经营关系，谁在替他掩盖罪行。
一抓一串，一挖一窝。赵立春留在汉东的那张网，可以从赵瑞龙这个结开始，一根一根地抽。
抽到最后，赵立春本人——即使已经调离汉东、即使已是副国级——也会被牵出来。
这是上面想要的结果，也是沙瑞金来汉东的任务之一。
赵瑞龙跑了，跑到了香港。跑，本身就是一种认罪。
一个清白的人不会跑，一个心里没鬼的人不会用化名、坐飞机、连夜出逃。他的逃跑，坐实了他的问题。
上面同样可以以此为突破口，要求汉东彻查“赵瑞龙案”，查他为什么跑、谁帮他跑、他在怕什么。
一样可以抽丝剥茧，一样可以剪除枝丫。
区别只是——赵瑞龙不在案卷里，在通缉令上。
沙瑞金伸出手，在玻璃上轻轻画了一道线，窗外的梧桐树被这道线分成两半。
赵瑞龙在，是“现成的证据”；赵瑞龙不在，是“潜逃的嫌疑人”。对于上面来说，两种结果都可以接受。
甚至……沙瑞金微微眯起眼睛，赵瑞龙跑了，反而更干净。
一个潜逃的犯罪嫌疑人，不需要经过审判，不需要面对媒体，不需要在法庭上供出那些不该供出的名字。
他可以“消失”在香港，消失在某个不知名的角落，永远不再出现。
而上面需要的，只是一个“赵立春之子畏罪潜逃”的事实，足以敲打赵立春本人，足以震慑那些还在观望的人。
沙瑞金收回手，玻璃上那道线很快模糊了。
他没有告诉田国富这些。田国富是纪委书记，他的职责是查案、抓人、挖出腐败分子。
他只需要从案件层面解决问题，当他需要思考政治时，自己这省委书记就可能就不太稳当了。
所以，在纪委的逻辑里，就应该是人跑了就是失败，通风报信就是犯罪，必须一查到底。
沙瑞金不能打击他的积极性，也不能让他觉得自己在“包庇”谁，所以他说了“对待自己的同志，要信任”。
这句话，既是说给田国富听的，也是说给自己听的。
信任？高育良值得信任吗？
沙瑞金不知道。但他知道，现在不是查高育良的时候，也没有理由查高育良。
查高育良，需要证据。
没有证据，仅凭推测去查一个副部级干部，省纪委没有这个权限，他沙瑞金也没有这个胆量上报申请——不是不敢，是不能。
万一查到最后，高育良是清白的，那汉东的政治系统会怎么看他？
一个空降的省委书记，不信任本土干部，捕风捉影，搞政治清洗。
这个标签一旦贴上，他以后的工作就没法开展了。
那些还在做事的人，那些还在观望的人，都会离他而去。
而且，高育良在会上的表现，并不像一个要通风报信的人。
他提出了程序问题，但接受了折中方案；他强调了赵瑞龙的身份特殊，但没有反对抓捕；他要求严格保密，但那是正常的程序要求。
如果他要放走赵瑞龙，他应该在会上表现得更加“配合”，而不是提出那些可能引起警惕的质疑。
他提了质疑，但一切都是在纪委书记的权责范围内，显得坦坦荡荡。
沙瑞金转过身，走回办公桌前，端起茶杯。茶已经凉了，他没有喝，又放下。
还有一种可能——赵瑞龙不是高育良放走的。
知道抓捕计划的人，除了高育良，还有林国立、赵东来、刑侦总队长、几个具体办案的同志。这些人都有可能。
甚至，赵瑞龙可能早就知道自己会被抓，那张化名身份证不是临时办的，说明他一直在准备退路。
他选择在昨天下午离开，也许只是巧合——他恰好订了昨天的机票，恰好会议在昨天开，恰好在他走之前。
世上没有那么多巧合，但也不是没有巧合。
沙瑞金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睛。
赵瑞龙跑了，对汉东的政治格局，影响不大。该查的还要查，该抓的还要抓。赵瑞龙只是其中一环，不是全部。
刘新建已经交代了，胡子霖的账本已经拿到了，肖钢玉的证据已经固定了。没有赵瑞龙，这些案子一样可以办下去。
赵瑞龙跑了，反而让这些案子更纯粹——不涉及赵立春的儿子，不涉及副国级领导人的家属，办案的阻力会小很多。
至于赵立春本人，上面自有安排，不是他沙瑞金该操心的事。
沙瑞金睁开眼睛，拿起桌上的内线电话。
“白秘书，让林国立同志把赵瑞龙案的证据材料整理一份，送到中纪委。
另外，以省委名义起草一份报告，向中央说明赵瑞龙潜逃的情况。
措辞要客观，不要猜测，不要推论，只陈述事实。”
“好的，沙书记。”
放下电话，沙瑞金又看了一眼窗外。
梧桐树的叶子还在落。秋天到了，该落的叶子，总会落。
有的落在院子里，有的飘到院外，但不管落在哪里，都是树的枝丫。
剪了枝丫，树还在，来年春天，还会长出新叶。
沙瑞金嘴角浮起一丝极淡的笑意。
高育良——你不是那根我计划修剪的枝丫，最好不要成为最后不得不剪的枝丫。